内资民企多沉默
最终正式向欧盟一审法院提出反倾销诉讼的中国鞋企中，仅9家坚定在列；而为数不多的9家企业中，仅奥康和泰马同属内资企业，其余7家均为港资或台资。“为什么规模庞大的大陆鞋企，最终只剩下奥康和泰马呢？反而一些平时行事低调的港资、台资企业能积极应战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广大内资企业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淡漠。”奥康集团新闻宣传部负责人韦开孟感叹道。
广州番禺创信鞋业董事长吴振昌，曾是“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会长，当记者问及为什么最终放弃上诉时，他回答主要由于其不是被欧盟实际抽样调查工厂，其次产品输欧比例很低。吴振昌透露，创信受欧盟反倾销制裁的影响，迄今销售额只下降了2％。影响不大，“所以，创信去打这场耗财费力的跨国官司意义不大。但对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中小企业来说，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的确，跨国官司不仅耗资巨大，还需历时两年左右，且诉讼前景不甚明朗，极可能出现制裁都到期了，而官司还未分胜负的结果。以上种种无疑是众企业放弃应诉、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同时，多数企业没摆脱“政府依赖症”、对反倾销缺乏认识、维权意识淡漠、法律观念不强，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一片沉寂之中，广东南海金履鞋业却有些与众不同，它是第一阶段应诉后惟一可享受9．7％优惠税率的中国鞋企且惟一获得欧盟市场经济地位认可，然而，金履鞋业却毅然站在应诉到底的行列中，与拿着16．5％税率就“打道回府”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前，金履鞋业董事长刘旭曾表示征收反倾销税是针对整个中国制鞋业，必须要参与。的确，既然承认了金履的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税又从何而来？确实应该讨回个说法。
诉讼意义重于结果
奥康总裁王振滔曾透露，作为一个走高端路线并具稳定销售渠道的企业来讲，奥康此次所受的影响并没有其他中小企业那么大。16．5％反倾销税带来的大部分成本，将由其在欧盟的销售商和欧盟消费者买单，其本身增加的成本并不多。但奥康多次强调：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欧盟听到中国鞋企抗辩的声音，这场官司输也是赢，赢更是赢。
泰马集团副总经理陈哲西表示，仅9家鞋企坚持到最后，让他多少有些费解。据陈透露：打这场跨国官司，纯粹费用不会超过100万；若胜诉的话，最多50万。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支付这笔费用不是难事。“就算败诉，法院也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若能胜诉，届时其它鞋企向欧盟上诉，可援用这个案例，也能获胜。参诉这件事，对中国鞋业来说是极有意义的，我们当然要做！”陈表示，泰马的诉请相当明确：要求废除欧盟理事会表决通过的“1472／2006条例”，基于此，欧盟才对我国皮鞋业征收为期两年的16．5％高关税。“既然应诉了，就得有个结果。对于胜诉，泰马很有信心。”
素有“反倾销第一律师”之称的蒲凌尘，是此次鞋业反倾销案4家中国鞋企的代理律师，关于该案的前景，蒲谨慎地表示结果是难以预测的，毕竟双方认定的“调查角度”存在差异，单方面预测的优势或劣势，在法律上的价值并不大。“赢和输都是相对的，对于本案来说，其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为我们今后同欧盟打反倾销官司扫清了障碍，也为今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宝贵的经验。”蒲解释，双方对“反倾销”这一概念的认知和解读不够清晰、存在差异，因此法庭必须做出清晰明确的司法解释。
企业政府须默契配合
此次事件，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表现，各界褒贬不一。褒者认为政府做的很到位，企业不应过分依赖政府；而另一种呼声则是，相关部门对企业欠缺了解、初步反应滞后，从而“贻误最佳战机”。
蒲凌尘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应过分依赖政府，这次事件中，企业是绝对的主体。”蒲反映，政府相关部门曾专门为此组织过两次大型企业应诉培训会。可是有的企业根本就不去，更不愿意积极应诉。“一切都指着政府去解决，不做应尽的努力，等欧盟最终制定出为期两年的16．5％的税率后，就开始指责、埋怨政府。这种意识和做法过于滞后。”
奥康集团韦开孟表示，商务部一直在给予应诉企业支持，企业也要积极争取自身利益，不能总存在依赖心理，更不能对不合理制裁坐以待毙。“我们确实缺乏经验，对欧洲法律规则也知之甚少。打这个官司，起码为我们积累了经验。”
陈哲西反映，前些日子，商务部的人员曾专门来企业了解过情况。
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反映，在2006年4月欧盟开始对华实行反倾销制裁时，相关部门竟连前几十家鞋企都弄不清楚，导致初步的组织工作很不到位、应对迟缓。该人士希望相关部门能在平时做好功课，掌握清楚自己所负责的相关信息，在关键时刻，能够积极、快捷、有效地起到作用。
皮革协会制鞋办公室主任卫亚非表示，对于该类事件，企业和政府都缺乏具体经验，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政府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至于效果如何，还要企业们来评价。“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作用很有限，企业得有积极性，政府才能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绝对主角，政府是配角，应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共同唱好市场经济这出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