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得忙厂里的事呢。”3月22日，温州市佰斯特鞋业公司董事长林权弟对记者说，这位在俄罗斯扣鞋风波中损失了3个货柜产品的老板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焦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行动，”林权弟说，“本来是只能听天由命，现在国家出面了，就等国家的消息吧。”
林权弟的工厂一进门就是巨大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大缸红鱼，左边办公，右边会客，沙发旁的一樽佛像下是6台方位各异的监控仪显示器，车间里的忙碌状况与往日无异。
3月12日，俄罗斯税警突然查抄了莫斯科萨达沃特·别杰察·列那克花鸟市场的中国鞋集装箱仓库，并以未正常报关为由拉走100多个货柜价值近亿元的鞋子，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温州20多家制鞋企业。一时间媒体哗然，对于灰色清关的争论不绝于耳，商务部与外交部也罕见地出面斡旋。
出乎意料的是，扣鞋风波在温州引起的反响远比在外地引起的小得多。即便是扣鞋风波最激烈的时候，温州的制鞋企业也一直平静如常，对此事的报道也没能在当地媒体占据黄金位置。
在当地人看来，发生扣鞋事件很正常。温州市外经贸局一位官员私下说，“我们还纳闷，怎么好几个月鞋子还没出事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鞋商告诉记者，除了损失最大的两三家，没人会为这个事情到处跑、到处说。这位制鞋商的产品也销往莫斯科，他当然很关心事件的进展，但最多不过是“吃饭和打电话时多了一点内容”。
制鞋是温州的主要产业，产量占全世界的8％，去年产值为52.85亿美元。
记者在温州看到，无论是多为内销制鞋厂的木材鞋都密集得门口仅容一辆小货车通行的工厂，还是多为出口制鞋厂的中国鞋都道路宽阔厂房明亮的车间，甚至在连接两个鞋都的小胡同两旁那些敞着门的幽暗客厅里，都是繁忙如常。厂房门口横的、竖的挂着招工的牌子，带着整条生产线员工跳槽的人正在跟新老板商量价钱，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两三点。
温州为何如此平静？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逻辑？
“钻空子”的成本
“其实大家都早有准备，”那位制鞋商说，“在不规范的地方做不规范的生意，谁都知道风险大，可是温州人就是喜欢这种地方，有太多空子可钻。”
在他看来，“钻空子”是温州人最大的特长。这一点只要在温州坐过车的人都知道，大街上司机们个个比赛般左冲右突。事实上，在市场上，温州人也像开车一样在缝隙中迅速穿行。
1980年代，自然资源和国家投资双重匮乏，吃饱饭的压力将数万温州人逼上了修鞋、理发、弹棉花、卖眼镜的路途，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里也备受争议。“你想象不到压力有多大。”前温州市体改委主任马津龙说。他告诉记者，直到后来出现了“股份式合作制”这个词，压力才逐渐减轻，“反正不管是兄弟合股还是朋友凑份子，统统都是‘股份’、‘合作’，是集体经济。”
由此，精干的温州人在市场上更是如鱼得水，纽扣、电器等一个个集散市场的繁荣就是证明。外地人常常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市场不在温州市区而在桥头、柳市等当初交通不便之处，其实交通不便正是这些地方的优势———有关部门要对这些市场进行打击就得穿过颠簸山地，甚至还要撑乌篷船才能到达，花费的时间足以让小摊贩们从容解散。
对一切有利条件的本能寻找和应用使温州人这个群落充满活力。“在温州没有对和错的概念，只有试。”一位温州商人说。
一次次“试”的结果是一条条不成文规则的形成，这些规则在对外部封闭而内部信息交流却极其充分的圈子里迅速流传，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温州人和温州经济。
一位在扣鞋事件中损失数百万元的制鞋商告诉记者，1999年，他看到亲戚“做俄罗斯很赚钱”，于是他从内销转为出口，跟亲戚一样全部包给货运公司报关。当记者问起正常报关需要的费用和时间时，他的反应是一无所知，甚至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灰色清关)要不是最好的方式，大家怎么会都这么做？”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