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化名)就要离开中关村了。今年初，一种“逃离北上广”的说法在各大城市的80后白领中流传，因为无法忍受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一些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而对于赵健来说，“逃离北上广”其实就是“逃离中关村”。
赵健的公司在高科技公司林立的上地环岛附近。每天一到中午12时，马路上便热闹起来。一群群年轻人从各个公司的大门涌出来，汇聚成一股人流，奔向开设在路旁各家写字楼底商的一间间小饭馆。偶然路过的人看到这番情景，会误以为是遇到了午间放学的学生们。
赵健是这庞大人流中的一员。作为一家数字电视公司的员工，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张员工卡。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一样，27岁的他看起来年轻、本分、平凡。他们没有海归们那样炫目的文凭，也不像当年的冯军拥有创业的激情，但他们也是中关村人，并且在数量上是绝对的大多数。
个体 赵健
“我就是有工作没生活的典型样本”
晚上6点下班，从公司骑车15分钟到家，两点一线的距离，赵健骑了4年。
赵健的员工卡编号是142，在这家拥有上千名员工的IT公司，他已经算是“元老级”的了。赵健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从陕西一所大学毕业出来，跟着朋友来到北京闯荡，他已经跳了两次槽，却一直都没离开过中关村。每次跳槽的理由都很简单，“干着干着就烦了，想给自己换个环境，后来发现到哪儿都一样。”
工作的这几年，赵健一直租住在唐家岭的一间公寓里。今年唐家岭开始拆迁，他便在附近找了一间学校里的出租房住下。新房子是用学校教室改造成的，只有15平方米，面积比原来的住处小了，可房租反而高上去了，每月要交750元。但是赵健不愿意离开唐家岭，因为这里离公司很近，每天不必起得太早。
家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一张双人床便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不过，贴在墙上的照片、写着亲密话语的留言便签和纸折的百合花，给这个不算宽敞的家点缀了些许情趣。而这些全部出自他的女朋友之手。
赵健的女朋友也在中关村上班，是一所培训机构的老师，经常要上晚班。除了休息，平日里小两口在家里共处的时间通常只有两个小时。除了几家网吧，这一带再没有什么休闲场所。独自一人的时候，赵健唯一的乐趣便是用一个二手笔记本上网。“有工作没生活”，赵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就是典型样本。”
“我的老家在河北，户口在西安”
其实赵健似乎不必生活得这样拘谨。在这家公司里，赵健已经晋升为技术经理，每月的税后收入有5000多元，除了交房租和必要的生活支出，还能省下2000多元寄回老家。但他不愿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再多掏钱：“家，无非就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条件再好也没什么用，何况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外人不会理解赵健的去意为何如此坚决，就连他的父母也不同意让他回家。在上一家公司就职期间，他曾经有机会把户口落在北京，摘掉“北漂族”的帽子，可是他想了想，拒绝了。“北京太累，工作累，生活也累，去哪儿哪儿堵，买啥啥贵。”尤其是在中关村，看到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进入公司，只有本科文凭的他压力倍增。
当年一起到中关村打拼的同学中，除了一个正在上学，赵健是最后离开的人。在他看来，中关村始终是他赚钱和工作的地方，但他在这里找不到家的归属感。“我的户口至今还在西安，我的老家在河北，我的家在哪儿？不可能是这里。”不过他从不为这几年的时光后悔，“年轻嘛，为了多挣点儿钱，辛苦几年没什么。”
赵健把自己和女朋友的下一个落脚点选在了石家庄，距离自己的老家并不太远，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虽然低点儿，但压力要小得多。”今年公司上市的时候，他用积蓄认购了一些原始股。等到明年“解冻”之后，这些股票至少能值20万元，足够他在那里买下一套两居室当做他们两人的新房。
“我打算结婚了。”这或许是他给自己的最合理的解释。
中关村为什么
对他们，买车比买房容易得多
夜色中的唐家岭是一片寂静的废墟，挂在道路两旁的横幅上写着各种鼓励拆迁的口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去年，原本少人问津的唐家岭突然出名了。
而原本居住在唐家岭的人们四散而去，其中有不少人搬去了距此东北方5公里外的史各庄村，紧挨着繁灯闪烁的永旺购物中心。还未走近，便可听见那里的喧嚣。村门外的小路两旁，水果摊、小吃摊和服装摊依次摆开，叫卖声不绝于耳。一群群刚下班的年轻人穿行其间，对这里的热闹景象早已熟视无睹。
进入村里，主干道两旁全是一栋栋两三层楼高的房子，门外挂着“某某公寓”的招牌。路旁店面的玻璃上、墙面和电线杆上，随处贴着各种出租房屋的广告，只有联系方式，没有注明价格。一路走来，不时要给来往的车辆让行。当地人说，开车的也是这些公寓的住户，对他们来说，买车比买房容易得多。
“这就是另一个唐家岭，无论是这里的环境，还是住在这里的人，都和当初一模一样。”一位小伙子说，“只不过这里比原先的唐家岭还要大。”不过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史各庄村究竟能够保留多久，当这里也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留在中关村继续工作。
一代一代的中关村人，是流动的创业者，也是不断到来的自我提问者：什么样的中关村，什么样的中关村人……
本报记者 周健森 邵泽慧 于海波
群体 80后
“离职入职像换衣服一样平常”
依托着庞大教育资源的中关村，似乎从来不必为人才的问题而发愁。
一份官方材料上这样写着：中关村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39所，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部委在京院所、民营研究院所140多家；拥有在校大学生40余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10万；拥有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超过百万，留学归国创业人员数量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
但是，当一批年轻人选择告别的时候，有些中关村人沉不住气了。
作为中关村一家普通民营高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陈锋这两年来和他的团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当中。“公司的项目越接越多，但是可用的人却越来越少。”他眼见着公司里的同事陆续辞职，压力最大的一天，经他手签署的离职同意书居然多达6份。
“从今年8月做完一个大项目之后，就有同事动了辞职的念头。”陈锋说，由他签署离职同意书的6名员工中，除了两人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有3个人加入了“逃离北上广”的队伍，分别奔赴海南、浙江和东北。还有一个女孩儿自认在IT行业没有发展优势，索性辞职考研去了。
“现在很多同事都是单独负责两个以上的项目，全国跑，几个月都回不去家。”部门员工扎堆儿辞职在公司里造成了负面影响，陈锋不得不紧急向老板申请，给留任的同事集体加了一轮薪水，暂时“稳定军心”。身为70后的陈锋越来越觉得，今天在中关村工作的80后们，“离职已经像换衣服一样平常了。”
“中关村如何留住年轻人不仅是挑战”
一份刚刚出炉的“2010年度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报告”，或许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警惕，也能够回答中关村企业管理者的困惑。在IT企业发展信心指数的构成指标中，员工对企业前途信心指数和员工忠诚指数都明显下降；而IT从业者对科技园区发展信心指数的构成指标中，个人发展前途指数和城市忠诚指数也在下降。报告发布者这样判断：“中关村IT从业者主动离职的意愿有所上升，未来转投其他城市的可能性在显著增大。”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年轻人作出离开的决定？
在构成IT从业者工作信心指数的三级指标中，个人发展前途、企业发展前途、与直接上级的人际关系三方面下降得十分突出，而薪酬待遇仍然是所有指标中最令从业者不满的方面。而在IT从业者生活信心指数方面，交通出行质量、运动健身、休闲文化生活质量和子女教育质量四项三级指标都明显偏低。
在对从业者的离职原因和忠诚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报告的分析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尽管在薪酬福利待遇、交通便利程度和升迁机会方面有所不满是导致员工离职的主因，但却未必是让其他人留下的主要原因；能否获得提高能力的机会、是否具有充实感与成就感以及对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期，反而更亟待改进。
对于中关村来说，当这里的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当昔日的唐家岭被拆迁之后，这里的综合生活成本已不可能回落到二三线城市的水平。中关村应当如何留住年轻人，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深刻的课题。
